到了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便于调兵，修建了众多次级道路。著名的比如秦国修筑的褒斜栈道，能够打破秦岭阻隔，连接陕西和四川。不只是秦国，楚国、晋国、齐鲁等国都加入到了修路大军中，密密麻麻的道路连接着中原人、荆楚人、吴越人、巴蜀人。前往全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依靠大道作为自己的“人造”导航。

秦岭和蜀道因其特殊的地形和战略地位

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人造”通道之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驿站网，耗时十年整修和连接了战国七雄留下的大道，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驰道丈量标准统一，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当做行道树；十里建一亭，作为区段治安管理所和行人招呼站。这些设施作为导航当然是不错的，行人按树计数，遇亭便知道自己到了何处。

汉朝时期的道路在秦朝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自长安向东，经过洛阳定陶达临淄是东路干线；自长安向北达九原郡（今包头）为北路干线；自长安而西达陇西郡为西北干线。公元前2世纪，这条干线已经可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是为“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这条干线已经可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是为“丝绸之路”。

这是中原王朝打开世界观的一大步

为了方便行人补给问路，朝廷设置了大量驿站，按大小分为邮、亭、驿、传四类，大致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时全国共有亭29635个，据此估计当时共有干道近15万公里。在这庞大的公路网上行走，其实就已经是自带导航了。

很简陋的设施，也比没有好。。

到了宋代，我国的道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与前朝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还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发展水驿和驼驿等邮驿设施。当时的馆驿和通信邮递已经完全分开，类似于政府招待所。文学家毛开《和风驿记》描写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

经过了后来元明两代对道路设施的勘察和修整，到了清朝，全国道路布局已经日臻完善。

清朝把驿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官马大路”，即国家级官道，在京师设皇华驿，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第二等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第三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通过这些道路，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行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很少发生在荒郊野地里迷路的事情了。

还是工具好用

通过道路、亭、驿站等导航，仅能粗略地指示出方向，到了道路不通的荒郊野地和战场上，人们还是需要一些更通用的导航方法。

据说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就出现了第一种定向工具“指南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黄帝利用它辨别方向，战胜了蚩尤。但这只是传说，事实上第一台有史可考的指南车是三国时期的马钧制造的，“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

指南车造价昂贵且笨重，车身高大装饰华美，刻有金龙等图案，行走时“驾士”众多，前呼后拥，是皇家显贵的必备之物。

《南齐书》记载了一件趣事：说是南北朝刘宋平定关中后，得到一件战利品指南车，但它只有外壳而缺乏内部零件。于是皇帝出行时，让官员躲在车内操纵，假装它还在正常运行。此时，指南车的仪式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

好在战国时期，指南针的雏形“司南”出现了。据《古矿录》记载，司南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河北磁山（今河北邯郸磁山一带），是天然磁铁矿石琢成一个勺形的东西，放在光滑的盘上，利用磁铁指南的作用来辨别方向。当然这也只是考古学家的猜测，虽然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它的模拟图，却一直没有实物出土。

但是司南的原理是保存下来了。宋代人工磁化技术出现之后，一种名叫水浮针的水上导航仪器应运而生，比起司南使用价值更高，但使用起来还是很不方便，且精度不足。

既然人工导航的方式不好用，那么古人就只能诉诸于天象的指引了。

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海上探险、海上贸易以及频繁海战的背景，催生了人们对天象导航的研究，各国海军对北斗星及北极星的观测辨认已经相当精细，可以利用日、月、星等天体的位置定向。

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重视海上贸易，元朝统治者又鼓励蒙古帝国治下的子民通过丝绸之路和印度洋航线进行沟通，为这种诞生于先秦的观星术提供了很好的积累平台。到了明代，航海家郑和甚至已经可以通过观测星体高度来确定纬度了。

这种方法，被时人称为“牵星术”，是非常高级的古代导航方式。牵星术主要是利用工具牵星板来测定船舶在海中的方位，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多测量几颗不同星体的出水高度。

郑和船队利用过洋牵星图，“惟观日月生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结果“牵星为准，所实无差，保得无虞”，才能够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可以说牵星术代表了15世纪天文导航的先进水平。

少数民族也有他们独特的导航方式。比如土家族人用“草标”作为道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