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

老维克戏院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伦敦最漂亮的剧院。我十几岁时就去过。即使现在，我也记得排队买站票去看《海达·加布勒》中的玛吉·史密斯、《酒会》中的劳伦斯·奥利弗，和汤姆·斯托帕德的话剧《跳跃者》世界首映式中的黛安娜·里格。早在我出版第一本童书之前，就想写剧本。我发现剧院的魅力非常神奇，我被邀请加入董事会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尽管我对金融、健康、安全或慈善相关的法律一无所知。

其实，那个周二早上我并没有会议。我那么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去河苑的借口。霍桑住在那边，离我的公寓只有十分钟车程，位于黑衣修士桥的另一边。

我要更好地了解霍桑，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把一个恋童癖推下楼梯，毁掉了自己的事业。他为何独自住在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替在新加坡的房主照管房子？霍桑告诉我，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位房地产经纪人，但这还是不同寻常。他和妻子分居了，妻子带着十一岁的儿子住在间士丘，他儿子没读过我写的书。据说，他们两人还时不时地见面。霍桑有两个业余爱好。他喜欢做飞机模型，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机模型。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读书会的成员。

但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像是作秀……只是表象，不是真正的他。如果我要写三本关于他的书（要是他带着更多案件来找我，那可能不止三本），我就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我很确定，他一定遭遇过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只是为他的一些极端行为找到理由。小说主人公真的不能太讨人厌，虽然我不会这样定义霍桑，但有些时刻他真的很接近这个评价。比如他说斯宾塞的“手腕太软”的时候。

我算是在帮他。他选择我作为他的传记作者，我就会努力把他写得招人喜欢，这是我的工作。问题是，他压根就不想让我知道任何私人信息。如果我能连哄带骗让他第二次领我进入房间，也许能碰巧发现一些线索，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为什么，尽管有违我的本性，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他了。

河苑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座低层建筑，风格混搭，米色阳台和矩形窗户不怎么吸引人，但是位于泰晤士河畔，地理位置奇佳。虽然在去国家剧院和泰晤士河南岸的路上，我曾经路过这里几十次，却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这就是住在伦敦的乐趣之一，这座城市如此巨大，满是有趣的建筑，总能让你大吃一惊。甚至现在我漫步在小巷里，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正面看到河苑，虽然它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我早到了二十分钟。如果按门铃的话，霍桑是不会让我进去的。他会通过对讲机让我在街上等着。但我比他想得要聪明。我一直等到一位房客出现，那一刻，我伸出手，拿出一把并不能打开门锁的钥匙，面带微笑，拦住了门，然后走了进去。

我走进电梯，按下十二楼的按钮时，对自己的计划十分满意。但在电梯里，我却开始不安。霍桑一定知道我打的什么算盘，虽然他经常挖苦人，也很易怒，却从来没有冲我发过火。这种状况可能要变了。唉，那太糟糕了。我只要记住他需要我就没事，尽管他偶尔会威胁我，但我认为，他要找别人写书也没那么容易。

电梯门一开，我就听到了说话声，其中一个是霍桑的声音。尽管那时还很早——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他正在和一位访客道别。我在拐角处偷偷看了一眼，尽量不让人看见。那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很难确定他的年龄，部分原因是他离得很远，也因为他坐在电动轮椅上。他可能是印度人，也可能是孟加拉人，而且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患有某种肌肉萎缩症。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个电子控制器，另一只手放在腿上。他没有戴呼吸机，但是有一个塑料瓶贴在他的胸口处，一根饮水管一直伸到他的嘴边。他留着黑色的短发，颧骨轮廓分明，眼睛炯炯有神，嘴唇像华伦天奴，只是稀疏的胡子使他原本可以成为电影明星的美貌逊色不少。

“好吧，再见。”霍桑这样说。

“谢谢你，霍桑先生。”

“谢谢你，凯文。老兄，没有你我做不到。”

做不到什么？这和模型制作有关吗？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霍桑需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帮他做什么呢？我是来寻找线索的，却得到了另一个谜团。

“再见。”

“好，代我向你妈妈问好。”

霍桑没有回公寓，他站在那里，看着凯文驶向电梯。

我很幸运，走廊的这一边正好是阴影，否则他肯定会发现我。然而我还躲在电梯里，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我走出来，霍桑就会看到我，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与此同时，凯文坐着轮椅，正稳稳地向我驶来。他肯定会纳闷我为什么不出电梯。我决定留在原地。当他操纵轮椅进来时，我仔细看着按钮，好像我刚在他之前上了电梯，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似的。我按了一楼。

“三楼，谢谢。”凯文在我旁边，脸朝外。门关上了，突然我们俩独处在狭小的空间里。他坐在轮椅上，所以比我矮不少。两个皮垫固定住了他的头部。我帮他按了按钮。电梯嘎嘎吱吱地开始缓慢下降。

“其实我自己也能按，”他说，“只有到十二楼我才觉得困难。”

“为什么？”我问。

“按钮太高了。”

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个改编的老笑话。“你住在这里吗？”我问。

“我住在三楼。”

“不错的地方。”

“风景不错。”他同意道。

“有条河。”我说。

他皱起眉头：“什么河？”

我微微一愣。他怎么会没注意到呢？这和他的残疾有关吗？然后我看到他冲我笑，才意识到他又在开玩笑。我们陷入了沉默，随着一阵微微的颠簸，我们到了，电梯门打开。凯文向前推操纵杆，轮椅驶了出去。

“祝你今天愉快。”我说。这是美国人的说法，但这些天我发现自己用得越来越多。

“你也是。”

电梯继续往下，把我带到一楼。那里有两个人，也许是一对夫妻，正等着上楼，看到我不下电梯，他们也很困惑。“走错楼层了！”我低声嘀咕着。他们走进来，乘电梯上了九楼，那一定是他们住的地方。电梯门又一次关上，似乎过了很久，我终于回到了我想去的地方。

我直接去了霍桑的公寓，按了门铃。门马上就开了，他就在那儿，胳膊上搭着风衣，准备出门。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惊讶。我本打算早点到，但来来回回在电梯里花了那么多工夫，基本上还是准时到了。

“你应该在外面按铃，”他爽朗地说，“这样你就不用上来了。”他带我回到走廊，按了电梯。“老维克戏院那边怎么样？”

“很有意思，”我说，“下周有一个董事会。”

“只要你有时间写我们的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是在挖苦霍桑，虽然是白费力气。对于一个经常嘲讽别人的人来说，他没有发现我话里有话，真意外。

电梯到了，我开始对它感到厌烦。当我们停在九楼时，我的心里一沉，刚刚遇见的那对夫妻又进来了。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两人似乎不认识霍桑。

我很高兴终于离开了这栋大楼。“他们在等我们吗？”我问。

“在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吗？没错。我和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说过了。两人就在河对面……法院街外。”

“那我们可以走过去。”

凯文没法走路。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残疾青少年，他究竟在霍桑的公寓里干什么？他们两个听起来像是老朋友。我非常想问他，但我当然不能问。

这个疑问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 * *

我一路穿过黑衣修士桥去看霍桑，现在又走了回来。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在凯里街有办事处，在伦敦中央区法院后面，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片区域属于法律从业者，光看外表就能知道。即使是较新、较现代的建筑样式也很传统，很不显眼。

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公司在一栋漂亮的联排别墅中，与另外两家精品咨询公司共用一个别墅。这是家始创于二十一世纪的律师事务所，却在一座十九世纪的建筑里办公。滑动玻璃门和开放式办公室位于古典拱门和三角雕刻楣饰的后方。一位年轻、面带微笑的秘书把我们领到一间偏远的办公室，奥利弗·梅斯菲尔德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等我们。这是一家专门针对离婚——他们称之为婚姻法——的事务所。也许他需要在自己和客户的悲伤与愤怒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他起身迎接我们。这是位非常威严的黑人男子，穿着一套时髦、剪裁考究的西装，大约五十岁，额头高高凸起，黑发，太阳穴周围的头发已开始灰白，这完全符合他的职业特点和地位。他性格开朗，似乎藏都藏不住，即便我们是来询问他合伙人的凶杀案。我毫不夸张地说，他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也许是顶灯照进了眼中。甚至当他如期露出同情和懊悔的表情时，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他想放声大笑，把我们拥入怀抱，带我们出去喝上一杯。

“快！快请进。”他开口道，虽然我们已经进来了。他声音洪亮，有点夸张。“请坐。昨晚我和警察谈过了……太可怕了。可怜的理查德！我们共事多年，我想直说一点，任何我能帮到你们的事，我都会做！你们要咖啡还是茶？不要吗？这天气又潮又湿，让人不舒服。要不来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