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是天后摄政，才保得住城建署。

但其中诸多琐事的为难、窝火、步步小心，库狄琚也不愿再回去想。

可如今，却是她这个城建署署令，将工部一并兼管！

这世上的风水轮流转，转的她实在是太舒坦了。

但正因库狄琚并非从寻常官员升迁之道，走到六部尚书之一，因此她能看到一些旁的官员会忽略的方面。

此刻库狄琚就问道：“铸币的成本——铸币署官吏卒工俸禄之费、公文笔墨成本之费、甚至署衙公厨之费，这些都未算吧。”

也就她会这么敏感：因城建署在创建之初，完全是自负盈亏，得不到户部的拨款。其中俸禄（人工成本）可是不小的一块开支。

然而铸币署这种官方机构，习惯了是由户部一起发工资的，而且里面的官吏卒工都随时可能会被调到诸如‘掌冶署’‘造器署’等将作部门去，因此铸币署是习惯性的不把人当成成本的一部分。

此时听库狄署令这么说，铸币署的官员脸色都跟炉子一样红了起来：别算人工费啊！

要是这都算上，那，那我们署衙岂不一直是朝廷的赔钱买卖？

而且是干的越多赔的越多的那种赔钱行当。

然而随着大司徒一声令下，很快铅笔写字的沙沙声以及拨算盘的声音就响起——

用库狄署令纠正过的方式算过账目后，每年朝廷铸币流入市场，确实是赔钱的。

造钱反而赔钱，你说这事儿整的！

也难怪辛相素日看铜子儿叫一个心疼：花钱也就罢了，铸钱也是‘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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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辛相，姜握手里一直把玩着一枚铜钱一顿。

辛相在致仕前还上过一封奏疏，涉及缺钱。

不，准确来说，是缺铜。

其实我国的矿产一直是不够用，铜钱短缺是从贞观年间就有所显现，在历史上，终唐一朝会越来越严重，甚至闹起钱荒。

历史上，唐代律法曾数次规定：“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

后来荒到一定程度，国家还直接用律法逼迫官员和商人把铜钱拿出来，不得囤积，定‘积钱以七千缗为顶’，多的一旦被查到就没入官府。

甚至，还不许民间铸铜器，要求佛像等均不准用铜，搞得女娘们都差点没有铜镜照。

缺铜程度，可见一斑。

而至于金银……

姜握又想起多年前与辛相的一次对话。

那是她告知辛相倭国有大量银矿之前——

她拿着一枚大食国的银币问当时的户部尚书道：“辛尚书，除了咱们用铜钱于市，许多番邦外族，都是用银币的。”

当时辛茂将就对她解释道：“

姜侍郎（彼时姜握还只是吏部侍郎）是长在宫闱内的，大约见多了金银器皿。但实则，大唐的金银矿都很少——朝中还有定规，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纯银器皿。”

想用银币来代替铜币，非得有大量外贸以及大量白银流入后才可行。

当时姜握就在想：与西域贸易往来，商人们用的既然是铜币，自多有铜钱外流。

可以说……给本就不富裕（铜）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因而这些年，从倭国一船船运来的银矿，其实在本朝流通的不多，绝大部分都用于了对外贸易，极大减少了中原之铜的流出。

比如吴英出海，带走的肯定也不是本国的铜钱货币，而是就地取材，从倭国走的时候以金银装船。

同时朝廷在各州，尤其是胡商来往最多的两京东西市（长安）、南北市（洛阳），都设置官方银坊。

令民间商人也便于兑换金银进行贸易。

其实能从官方用铜钱兑换金银，商人们也乐于如此：一来铜币占地太大，每回出门拉那么多铜钱占了多少货物的空间啊，极为浪费。

一来也是，许多西域国家根本不认铜钱啊！收藏一个两个的没问题，但大宗交易，人家就认本国也能流通的金银。

故而这些年来，姜握也算是拆东墙补西墙，拆倭国的墙，补本朝外贸铜钱外流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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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向手里的第一版纸币。

因纸币的成本问题，第一版纸币最小的数额也定成了五十文。那么大多数百姓，日用的还是铜币——一下子要花出去五十文，在百姓眼里就不是随手的支出了。而五十文以下的钱币，也比较便于携带。

纸币也只是加速钱币流通，便于生产物资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已。

毕竟之前曾有州县官员上过奏疏：因本地铜钱多被南来北往的商户通过买卖带走，本地铜钱吃紧，有的州县不得不禁止钱币外流，但如此一来，此地便商贾绝足不来，又很影响本地百姓的生活。[2]

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快，金属货币的短缺会越发明显。

纸币在人类漫长的货币史上产生，亦是有其必然性的。

姜握将手里的几枚铜钱掷于纸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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