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找错人了。

谢黎的父母是义体代理商，这只义眼是他们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这位先生，”谢黎几近心平气和，“你到底需不需要我救你？”

修却往后一靠，靠在椅背上，姿态几分闲适，悠悠地说：“不急。我想多了解了解你，警官。你让我觉得有趣。”

好吧，他把她当成玩物了。

谢黎往后看了一眼，“克雷格”还站在门口，如同一堵僵冷的灰白色高墙，截断了她的退路。

她只能被迫迎战：“义眼是我爸妈送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这就够了。”他微笑着说道。

谢黎呼出一口气，以为这场“拷问”结束了——明明一开始是她在审问他，却不知怎么变成了他对她的拷问。

下一秒钟，修却换了一个更加悠闲的坐姿，语气也更加温和：“让我猜猜，警官，你在警局很不受欢迎，几乎没有朋友，对吗？”

谢黎冷冷道：“先生，时间有限。别告诉我，你想在这里给我做心理辅导。”

如果说之前的话只是几句不痛不痒的试探，那这一次，他准确抓住了她的痛点，并且予以重击。

谢黎是个警察，而且是个好警察。好警察都不怎么受欢迎，没有朋友——也不能有朋友。

她太过执着，一门心思只想破案，哪怕受害者都放弃了，案子已经沦为一桩悬案，她还是想要真相水落石出。

就像她现在追查的这个案子。

受害者胸无大志，不想沉冤昭雪，只想回归平静的生活。对他来说，真相不再是天降正义，而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噩梦。

为了摆脱真相，受害者甚至搬离了屿城，谢黎却锲而不舍地追查了将近三个月，终于找到了这座诡异的森林公园。

这期间，所有同事都拒绝跟她出外勤，生怕惹上麻烦。

谢黎不怪他们。

长久以来，这座城市都由生物科技统治。那个人——生物科技的ceo——把屿城改造成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畸形城市。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罪犯，人人都有罪。

区别在于，有钱人可以轻松脱罪，穷人则要给有钱人顶罪。作为警察，谢黎本可以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上富裕的生活，可她却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在屿城伸张正义。

所以，她没有朋友，一个也没有。

问题是，修是怎么看出来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个阴谋，外面的人根本没有死，“克雷格”也没有被寄生，公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审问她？

她下意识伸手摸向后腰，却摸了个空——那里原本是配枪的位置。

“别紧张，”修的声音又低又柔，像是在安抚她，“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理题。你的正义感很强，‘克雷格’已经没有人形了，你却仍然把他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甚至跟着他过来救我。正义感太强的人，一般都不太受欢迎。”

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你说，你的眼睛是父母送的。买得起你那只眼睛的父母可不多，除了公司高管，就只能是义眼代理商了。”

谢黎不明白修为什么对她爸妈那么感兴趣，是为了激怒她，还是因为有趣？

她深吸一口气，抑制住心里的不适感：“他们是公司高管。”

修却轻而易举地看透了她的谎言：“我知道了，他们是义体代理商。”

他的头微微垂下，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敲了两下膝盖：“义体代理商都会干点儿违法的事情，比如，把死人身上的好货拆下来，清洗一下，当成全新的商品出售；或是直接跟地下的黑诊所合作。”

“警官，”他抬眼，深深地凝视着她，“你的父母干过这些事情吗？”

他还在探究她的过去，似乎从中挖掘到了无穷的乐趣。

谢黎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不是没有见过这种人——他们一般都是高智商罪犯，自视甚高，眼高于顶，最大的乐趣就是分析出陌生人来自哪里，是否童年不幸。

她一直能游刃有余地对付这类人，因为他们至多只能分析出她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然后嘲讽她是个妄想伸张正义的富二代。

事实上，她的家庭并不富裕，甚至算不上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生意，即使所谓的“生意”，只是一间爬满苍蝇和蟑螂的廉价餐馆。

她的父母，只是在义体制造商和诊所之间跑来跑去的中间人。

修的态度自始至终都非常温和友好，却毫不留情地扯下了她的遮羞布——是的，她是个好警察，父母却不是一对好人，干过他说的那些腌臜事。

但她发怒、据理力争、反唇相讥，只会让他觉得有趣。

他看上去像那种为了有趣可以杀人放火的变态。

她不能发怒，必须冷静下来。

冷静、冷静。

“干过。他们已经进监狱了。”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还想知道什么，我可以一件一件地告诉你。我们可以慢慢聊，一直聊到公司的支援赶到。”

“多谢你的慷慨，但不用了。”他以轻缓悦耳的声音答道，“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满足了。请警官打开牢门吧。”

谢黎很想冷笑一声，说我他x的凭什么帮你打开，然后转身就走。

但“克雷格”还在她后面，仿佛潜伏在沼泽里的鳄鱼，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她只能忍气吞声，转身寻找打开牢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