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千份的指纹卡就能发挥出这么大的作用了，要是以后有了几万、十几万，岂不是更有用！”顾红星兴奋地说，“这次，确实是咱们运气好。但是破案本身也就需要有运气嘛。”

“高兴早了啊，你都说了，凶手可能只是刘万川的一个关系人，而不是刘万川。”冯凯说。

“范围缩小了，我就坚信案子能破。”顾红星说完，拿起了科里的电话机，向前线汇报工作。

虽然很疲劳，但是让冯凯二人现在回宿舍睡觉，他们肯定是做不到的。毕竟自己的战友们，还全部都在前线熬着。冯凯在派出所的时候总结过，警察为什么总是主动放弃休息时间。那是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休息，就会有其他战友顶上去，如果你总休息，就会总是要欠人情。时间长了，从开始的不好意思，慢慢地就到习惯性放弃休息了。

既然睡不着，又因为有了挎子而避免了屁股受苦，两人还是换上了干净的便装，骑上了挎子，重新返回了城北的指挥室。

和市公安局的静谧形成强烈的反差，指挥部里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有的人在研究地图，有的人在盘问被前线民警带回来的形迹可疑的人。尚局长则是不停地在接电话。

“如果因此能破案，我要给你们记功。”尚局长见两人进来，放下电话，说，“刘万川的情况现在已经摸清楚了，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49岁。通过外围秘密的调查看，刘万川这两天晚上都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的，没有作案时间。而且，他也没有自行车。”

“看来凶手是戴了手套的。”顾红星若有所思。

“所以你分析得非常准确！你的准确分析，有助于破案。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指纹抓了刘万川，那么肯定就打草惊蛇了。”尚局长说，“目前前线正在排查有可能接触刘万川，尤其是有可能偷拿他的刀片的人。”

又等了两个小时，天很快就要亮了，各路调查的线索都汇总了上来。

“这样看，符合有自行车的年轻人，且能接触刘万川这样的条件的，有三个人。”尚局长看着统计结果，说，“一个是刘万川的邻居，刘金，25岁，农民，单身，经常去刘万川家串门。一个是刘万川的侄子，刘邦度，农民，27岁，有妻有子，每个月都会去他家里一趟。最后一个是刘万川的大儿子，刘阿金，农民，24岁，和刘万川不住在一起，但是不远。最可疑的是，根据邻居的反映，刘阿金的妻子杜玲，不久前买了一条布拉吉。”

“这个刘阿金看来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啊。”穆科长说。

“是不是可以抓人了？”陈秋灵说道。

“恐怕别急吧，一点证据都没有，要是不交代咋办？”冯凯一反常态地反对了激进的抓捕行动。

“只要是他干的，就有办法让他交代。”陈秋灵说。

“万一不是呢？”冯凯说，“如果把有自行车这个条件去掉，会不会多出来很多符合条件的人？毕竟，自行车是可以外借的嘛。”